我们十一个反动学生被送到农场后，立即被分配到各个队去了，同时每个队都指定了一个工人来
管理我们。我被分配到四队，四队是一个小队，只有我一个人，而其他队都是几个人，管理我的
是一个满脸麻子的不识字的甘肃工人王奎选。
王奎选三十多岁，与那时候很吃香的能说会道的，到处忆苦思甜的，所谓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
下中农出身的阶级弟兄不一样，王奎选在旧社会真正是一贫如洗，而且非常本分，有着他自己的
做人准则，王奎选非常看不起那些能说会道的人，他将自己定位为老老实实实干的人。
王奎选将党交给他的管理我这个反动学生的任务看成是党对他的信任，他管理我非常认真，他拿
出西北农民在荒野上求生的那种与自然搏斗的顽强，坚韧和力度来执行我的改造，他完全以为我
是被改造的犯罪分子，是阶级敌人，他带着阶级仇恨来管理我，所以我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日子。
我头一天去就知道王奎选不识字，因为他将我给他的介绍信倒过来拿着在看。王奎选属于苗正根
红的人，如果在大学中他会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是在这个农场，大部分工人都是部队转业的，
他就不算什么了，加上他不识字，没有文化，又没有技术，对拖拉机和康拜因都不懂，所以就在
大田班工作，在队里地位不高，没有几个工人将他当回事，正因为这样，王奎选经常在我面前隐
约其词的暗示他知道队里不少机密的事情，他深得指导员的信任，来加强他在我面前的威信和管
理其他成员的自信心。
这个农场是高度机械化的农场，耕地，播种，收获都是机器，所以吃香的是机械工人，大田班是
打杂的，平时常做的工作就是起石头，砍树，烧荒等。因为这是一个死火山地区，当年火山爆发
时，很多石头飞到了地里，埋在地下，如果这些隐藏的石头不起掉，拖拉机翻地时就很危险。至
于砍树是犯法的，林业局不让砍，我们都是偷偷在砍，我们农场所有的地都是砍树后翻出来的。
林业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农场领导经常请他们吃饭，再加上这些树因为天气冷，下面
的土都是冻的，树扎根不下去，所以树都长不大，像胳膊那么粗细，不能成材。
我就跟着王奎选每天去地里干这些活，还有几个下放干部王百川，张瑜，老曲和地主姜明道，我
们叫他老姜头，也在大田班里，所以我们这些人常常在一起。
张瑜参加革命很早，是延安干部，他原来是十四级干部，玉门市的组织部长和公安局长，后来犯
错误了，被降到十七级，但是还是党员。张瑜对我非常好，我后面要专门写文章纪念他。
老曲是农场的干部，没有什么错误，不知为什么临时到队里来干体力活，不过干了一两年就回去
了。老曲性格开朗，非常健谈，只要他在，我们干活的气氛就很活泼。老曲从来不来伤害我，不
管我碰到什么事他都沉默不语，低下头去，不来添盐加醋。我感到隐约中他对我很尊重，这可能
出于对知识的敬畏，因为我是北京来的大学生，也可能是由于这个人本身的内慧，他看出来我不
像王奎选说的是笨得不可救药的笨蛋，只是为他们这样的人难以理解而已。
至于老姜头，他在这些下放干部前以老不尊的面貌出现，嘻嘻哈哈，好像没有一点心眼。老曲经
常拿他开心，譬如天气阴了，老曲就会叫:”老东西过来”， 然后用手在他背上一摸，说湿了，肯
定要下雨了。这是拿老姜头开心，因为王八的背一湿，天就要下雨，大家都笑了起来，老姜头也
跟着笑，他知道老曲没有恶意，这样的玩笑表示老姜头也在他们的圈子中，大家没有忘记他，否
则他处身于这些下放干部中，说话也插不进去，很是尴尬，这样的玩笑使他与大家拉近了。当然
老姜头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这些下放干部知不知道。我知道作为一个老秀才，老姜头是很有
自尊心的，很清高的，现在因为被定成地主分子，他不得不伪装，将自己的真正面貌隐盖起来，
大家愈认为他是个嘻嘻哈哈的老不尊，他觉得才安全。老姜头的伪装还可以从他对我的态度上看
出来，我刚去的前一年，他比队里所有的人对我都凶，我感到非常不理解。等到后来那次改变我
命运的冬训发生后，他突然变得对我非常和善，不但和善，他的亲近让我感到有一种做地下工作
人之间的的亲密和默契，这个老姜头，他真的以为我与他是一个战壕里的反动分子哩！
王百川是从北京石油部下放的，我头一次看到他来时，他风度翩翩，真不愧是部里的官员，穿着
一件浅蓝色的浆过的衬衫，满脸红光，没有一丝皱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十年后我调到大庆去
工作了，出差在哈尔滨火车站看到他正在换去农场的火车，那个蓬头污垢的样子，脸上的五官都
挤到一起去了，眼下拖着两个大眼袋，布满皱纹，穿着一件油腻斑斑的褪色到泛白的军棉袄，我
不禁想起在农场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不禁感叹人生的残忍。
王百川是没有希望再翻身的，他犯的是致命的错误，他原来是石油部民兵营的营长，在一次民兵
训练后，他拿着枪逼奸了一个刚分到石油部去的大学生，于是他被罢官免职，下放劳动，最厉害
的是他被开除了党藉，这等于宣布了他仕途的死刑。
王百川对我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有几次，我们在抬麻袋上磅秤时，他煞有其事的叫了起
来，小黄，你抬不动，也不可以去推麻袋啊，意思我在搞破坏。事实是每次抬麻袋时总是四个人，
一个人抬一个角，大家都不愿意与我一起抬， 因为我力气小，我旁边的人就会格外吃力，这样每
次让我抬时，我都十分卖力，力气小就想借身体的重量一起用上去，看起来就像我全身趴到麻袋上
去了，有些像在推麻袋，所以王百川就借机叫起来了，所幸，大家都了解我，没有人去附会他，如
果这事发生在我刚去农场时，搞不准会有麻烦。
王奎选是大田班班长，他这个班长，除了管我以外，谁能买他的帐，这里哪个人不比他有见识，所
以他对这些人表面恭恭敬敬的，但是背后常对我说这些下放干部的坏话，说他们都有问题的人，没
有一个是好东西，要不能下放吗，来为自己看到他们不由自主的气短和怯场打气。当然我相信他在
回报指导员邵兰新的时候一定不会讲这些人好话。王奎选对老姜头却一点不苛刻，老姜头干活时常
常偷懒，耍滑头，王奎选不是不知道，有一次他对我说，他这么大年纪，能够跟着我们在地里跑就
不错了，不能太要求。表面是对我说，实际是他自己心里在掂量这个问题。老姜头当时看起来是非
常老，戴着一副老式的金属的圆眼镜，完全是一个老人的模样，但是非常健康，满面红光，说话中
气充沛。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才不过五十多岁，我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怎么他那时的模样比我
现在都老呢？可能是常年在野外风吹雨打的缘故。
王奎选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是非常厉害的人，他是麻子，像张瑜说的十麻九刁。一个人的厉害并不
与教育文化有直接关系，而是人的天性决定的。有些受教育很高的人，对于周围的事情不明不白，
非常迟钝，而有些没有文化的人，眼明手快，周围发生的事尽在眼里。不同的是文化低的人，层次
低的人，往往会将小事情看得非常严重，而层次高的人，阅历多的人，可能碰到了只是一笑了之。
当然这也不能说这些底层的人就心里狭隘，一个农村老太太会为了一个生蛋母鸡掉粪池里自杀，你
能骂她吗，如果这只母鸡是她的唯一财产。
王奎选的厉害可能还他来自甘肃的农村，那里土地贫瘠，生活艰苦，所以做起事来非常狠。他的
眼睛非常尖锐，周围的事情都掉在他的眼睛中，在他的肚子里形成在他的那个基础上的看法，大约
都是以这个人有没有耍滑头，这个人有没有偷懒的答案储存在他的脑子中。他赶马车时，常常指给
我看，那三匹马中，有一匹马常常偷懒，因为它的缰绳常常是松的，所以他一点不怜惜自己的鞭
子，常常狠狠地抽这匹马。他特别喜欢一匹小马，那匹马颜色有点紫，皮毛光亮得很，它的缰绳
总是绷得紧紧的，马车在它的拖拉下，不断向前冲。后来我去管理场院，不太看到马车了，几年
后， 我再看到这个马车和这匹马时，它的毛已经没有光泽，走路踵踵跌跌，鞭子不断在它身上掠
着，回忆起当年它躬蹈矢石鞠躬尽瘁的样子，我不禁黯然流泪。
我们十一个反动学生，差不多每个人都魁梧健壮，唯有我一个是纤弱书生，再加上我去农场前已
经被政治辅导员和积极分子折腾得半死，到农场时已经像柔柳一根，风吹就倒，这还不算，我生
来就不会做体力活，手笨如脚爪，这一点我一生下来，我母亲就发现了，母亲叫我罗多（发音）
小伙，这个罗多是苏北如皋那一带的土话，意思是笨手笨脚。我为了弄清这个罗多到底是哪俩个
字，曾经到如皋的地方网络上去请教，也没有人知道。母亲每每在告诉别人我是罗多小伙时，实
际心里是非常得意的，恨不得让别人来试试我有多笨，每当一个人上当来试验我，为我的脑筋之
快大吃一惊时，母亲高兴得在旁边挤眼睛。上天是非常公平的，他将我在手上所有笨的损失都补
贴给我的脑子，这可能就是我劳改后还能考取出国，得到博士，被请回母校教书的内在原因。
可是王奎选不是我母亲，他是一个实打实，完全以劳动成绩来评价人的一个人，何况我又是劳改
去的，这两个人碰到一起，会出现什么呢？
王奎选气坏了，他认为我不是劳改去的，是搞破坏去的，因为他让我平地，我平的地比原来更不
平了，他认为我是他平生碰到的最笨的一个人，他说我一天干的活，都不能养活自己，我是一个
剥削分子。
我给吓坏了，我是劳动改造来的，我要劳动改造表现好，才能被释放，分配工作，现在这样我还
能被释放吗？我完了，我完了。
现在四队的地里常常出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在那里又跳又蹦，气得直跺脚，有
时干脆气得蹲到地旁去了，在那里生闷气。而另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被吓得不知所措，王奎选讲的话
有严重的甘肃口音，加上我在学校运动中被整肃和折磨了好一段时间，精神上受了刺激，耳朵有点
失灵，常常听不到人讲话，现在面对着王奎选生气时高叫的甘肃官话，我怎么能懂，我能说的就是
“王师傅，别生气，别生气”。还有，我能做的就是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他摆摆手，让我不要跟他，可是我不能不跟他，我是劳动改造来的，不跟他我做什么呢？我说：
“王师傅，你可不能不要我，你不要我，我就完了”
我已经完全昏了，他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有一次他急得跳了好高，因为他要小便。在地里小便，
就是走到离人十多步的地方，背过身对着天空尿，王师傅小便我也跟去了，他生气时说话我就更不
懂，他就在那里大跳，做手势让我走，我被运动整了后，非常迟钝，怎么也不明白。
我的笨很快就传遍了农场，我的别的同学都上了拖拉机，康拜因，而我在大田班都混不下去了。
记得有一次在开会前我为了让人知道我是接受改造的，就拿起扫帚，将会议室扫干净，当然我为了
让别人看到我是多么努力啊，就拿出全神贯注，和全身力气来扫地，那样的扫地姿势一定是很难看
的，一个坐在那里的工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叹了一口气：“小黄，你连扫地都不会扫” 说着他将我
的扫帚拿去了，做样子给我看。我确实干活是笨，但是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半是被王奎选吓的。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年左右，这是我一生最难过的日子，如果后来没有改观，我可能活不到现在，我
整天生活在恐惧和被呵责之中。
我不知道的，而且王奎选也不知道的，事情正慢慢变化，他的暴怒触及了人们良心的底线，我的可
怜和无助也拨动了人们心深处善良的弦，这也许与人的父性和母性有关，我那时看起来还像孩子，
而农场工人大多已过而立之年。他们也许一开始并不同情我，因为我是来改造的反动分子，不过这
个农场的工人大部分从军队转业，他们什么事没有见过，根本没有将我的那点事当回事情，慢慢天
平就开始倾斜了。
首先帮助我的是张瑜，他是党员，在队部的党支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改变王奎选的管理
方法，他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学生，思想都不成熟，大家应该耐心的帮助我，不能将我吓得可怜兮兮，
当然指导员为了维护原则，不可能同意他，双方争执起来，这些事情我当时是不知道的，到文化革
命中作为张瑜包庇反动学生的罪行用大字报贴了出来，我才知道。后来在我调离农场后，在大庆遇
到张瑜的时候，他也告诉了我，他是怎么在支部会议上与邵兰新辩论的。虽然邵兰新反对，但是
张瑜的意见对邵兰新是有影响的，在我到四队一年后，我隐隐感到邵兰新对我不那么敌意了，他
作为队的一个掌舵人，在很多场合不敢像别人表示出来真正的感情，或者在会议上不能让人们的同情
发展得太过分，他必须控制气氛，真正的事实是邵兰新后来一直没有为难过我。
不知什么时间，王奎选发现事情越来越不对头了，因为队里工人对他愈来愈疏远，他好像引起公愤
了，虽然没有人讲出来，工人们用对待王奎选的冷淡表现了他们的不满意和愤怒。王奎选感到了压
力，他对我的态度好多了。甚至有一次他私下对我道歉，他说他脾气不好，过去对我不好，以后他要
注意了。我告诉张瑜王奎选道歉的事，张瑜气愤的说，脾气不好，他为什么没有对刘金链（农场场
长）脾气不好呢？看来张瑜根本不原谅他。
王奎选陷入了苦恼和矛盾之中，我看得出他在努力理解事情怎么会变到这样的呢？他在我面前再也
不装出他深受共产党重用，知道很多内情的样子，而是表达出一种委屈和无奈。后来文化革命爆发
后，工人揭发出很多当官的丑行的时候，他堕入他这个文化层次的人的精神苦恼和认知的彷徨中间，
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对共产党是全心相信的，而这些党的丑闻和他本人受到的不公平的歧视，
使他内心开始动摇，当然他不会走向反党，或者反官僚，而是走向了对人生和整个世界，乃至生命
的怀疑，感到一切都是虚无的，他用他朴素的简单语言表达他的愤世嫉俗，他说，人的舌头是软的，
翻过来翻过去都可以说。他后来愈来愈愤时疾俗，由于大家不理他，他决心远离人群，要求到农场
\最下端的地方去看水泵，跟谁都不来往了。就像中国古代官场的官在不得意的时候，辞官归里隐居，
我再也不太知道他的情况。
队里的其他工人开始对我申出援助之手，他们将我要到拖拉机上，或者康拜因上当助手，让我脱离
王奎选。首先是年轻工人郭志杰，他将我要到他的拖拉机上工作。
郭师傅也是甘肃人，年纪才二十多岁，他是队上唯一的不是部队转业的拖拉机手。他一直对我非常
好，记得我初到农场的时候邵兰新一开始对我并不友好，有一次半夜睡觉的时候，他竟然将我叫醒
了，说铁牛坏了，不能送饭了，几个拖拉机手在地里翻地，他让我挑着担子去地里送饭。我非常害
怕，但不敢不去。当我挑着担子走入茫茫的漆黑的，看不到任何东西的夜原时，我不知道我还能不
能回来，因为长长的夜路上一个灯也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狼在嚎叫。当我将饭送到郭师傅那
里时，他说这饭他是吃不下去的，当我要回去时，他坚持不让我走，我说指导员让我回去，明天还
要上班，郭师傅说是他留我的，明天他对指导员说。我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跟指导员说的，但是后
来指导员再也没有叫我做过这样的事。
我与郭师傅一起工作时有一件事不能忘记，那是一个晚上，我们去翻地开荒，这是非常辛苦的工
作，因为地是生地，长满了灌木，荆棘，最可怕的是地下埋有石头，大犁碰到石头会跳起来，坐在
犁上的扶犁手会被摔出去跌到地上。那天晚上，下起大雨，刮起了暴风，雨掉到铁上，马上就结成
了冰，我冻得手都痛，郭师傅看着在黑夜的冰雪中被冻得抖抖瑟瑟的我，于心不忍，几次下来与我
换，让我去开拖拉机，他来扶犁，可是我晚上眼睛夜盲，开拖拉机看不到路，所以只能把犁，那是
极其严酷的一个夜晚，我终身难忘。
那天犁完地后，在一次会议上郭师傅不管邵兰新爱不爱听，坚持介绍了那个晚上翻地的情况，郭师
傅说他几次不忍，想换我到拖拉机上去，他来扶犁，我都不同意，他请指导员给我记功，郭师傅说
的时候，非常诚恳，一直看着指导员的眼睛，邵兰新听时一直板着面孔，一付无奈不得不听的样
子，好像无动于衷，但我感到他在努力维持会场的气氛，不让同情扩散，我感到他心里对我冻结的
冰块正在慢慢融化。
但是这些事并不能根本改变我在队里的处境，生产队主要看一个人的工作，而我很难做出让大家认
可的工作来，我的笨手笨脚是大家公认的事实。直到冬训到来，发生了一件的事情，才真正改变了
我在农场的命运。
这就是我后面要告诉大家的冬训辩论。
(8315)
